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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薄弱的问题。与发达国家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相比，我国农产品成本明显偏高，许多农民朋友抱怨一斤粮食抵不上一瓶矿泉水，抱怨国家为什么不直接提高粮食价格，但粮食价格关乎国家稳定，同时还受到国外低成本粮食价格冲击，提价可能性较小，这也导致涉农企业盈利空间小，国际竞争力弱，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山多田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种植，种粮成本更高，谷贱伤农几乎无解，弃耕现象较为普遍。

上述人士直言，对很多小微企业主来说，受到房地产投资的“诱惑”在所难免，银行可以做的只能是加强尽调和引导，包括贷后监管。但因小微企业数目众多，有些贷款金额不算高，不能排除其中有资金流向了楼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深圳某房产中介处获悉，近两个月来，深圳楼市回归活跃，其经手的买卖成交量明显提高。“购房者看中的是房价稳定，放出的房子多，很多高性价比的优质房源放出，除了不少购房刚需者，具有投资需求的购房者也在增加。”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立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居住权的提出是解决我国当前和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也认为，居住权被写入民法典草案中，主要还是与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关。10年前差点写进物权法在我国最早提出“居住权”概念的是法学专家江平。江平当时发现：有些老人雇佣保姆来照顾自己，这一照顾便是长期的。老人去世后保姆也回不去以前生活的地方，毕竟一照顾就是二三十年，生活习惯早已发生改变，很难再融入自己原先生活的小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居住权，保姆的后顾之忧就解决了，基于此江平提出居住权。

居住权并非我国首创，它起源于罗马法。居住权最初是作为生活保障的制度设计而存在的，在罗马社会早期，家长通过遗赠方式将房屋的居住权赠与财产继承人以外部分家庭成员，以使受遗赠人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无夫权婚姻、被解放的奴隶数量都在增多。这些没有继承权而又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丈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居住权等遗赠给妻或被解放的奴隶，使他们生有所靠，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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